文化 考古發現
考古先行 北京迎來“大發現”時期
華夏經緯網   2019-09-24 13:38:11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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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 孫勐最初到通州潞城鎮古城村時,帶著一個任務——找路城。

  這座足以令考古人員興奮的“了不起”的城,就位于規劃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辦公區。在北京東部,它繁衍生息近兩千年,到了清代仍存,隨后消失在大地上。

  “找齊”四面城墻,讓路縣故城的完整輪廓浮現出來,還原這座縣城里的漢朝。孫勐的任務迫在眉睫。

  同一時期,北京南部,張智勇帶領的團隊,在大興國際機場的工地上揭開了一片墓葬群。數百座墓葬和文物正靜候被發掘。

  近年,“考古先行”和北京一批重大項目的實施推進,令重量級考古發現不斷誕生。北京的考古人,迎來了千載難逢的“大發現”時期。

  他們從地下挖掘古老的北京——一個我們并不熟悉的北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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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7年4月24日,路縣古城考古發掘現場,這里發現了古城的護城河。攝影/新京報記者 浦峰

  了不起的城

  路縣故城由城墻基址、城壕(護城河)、城內遺存、城外遺址區組成。城外出土了銅鏃、陶釜、陶豆、銅錢等遺物,以及周邊的數千座墓葬。“漢代城址與其周邊大量墓葬同時發掘,這在北京考古中是第一次。”

  壯觀。第一眼,孫勐便感動了。

  幾十萬平方米的考古現場在他面前鋪開。2000多名考古人員和工人,穿著印有“北京考古”四個字的工作服。勘探人員用洛陽鏟搜尋地下的同時,發掘人員手執手鏟將文物從泥土中清理出來。

  孫勐前往“尋找”的路縣故城,名字從漢代史冊綿延下來。文獻資料顯示,通州自西漢伊始就設置有路縣縣城,東漢之后改名為潞縣。清朝時,古城遺址尚存,名為古城莊。

  北京當地考古有個規律,名叫“古城”的地方,十之八九有古代城址。如今的潞城鎮古城村,很可能就是路縣故城所在地。

  2016年2月,城市副中心建設先期考古中,一座出土的磚室墓葬,掀起了這座古城的蓋子。隨后,上千座青磚砌筑的墓葬陸續被發現,年代從戰國時期延續至明清,以兩漢特別是東漢居多。墓室中散落著陶器、銅器、鐵器、鉛器、骨器等大量遺物。

  5個月后,找齊四面城墻,成為孫勐面對的關鍵謎團。確定了城墻位置,才能找到完整城址,還原這座縣城里的漢朝。

  第一面出土的,是長600米的北城墻。但東、西、南三面城墻還深埋在地下。

  “線索”來自城墻構造。孫勐和同事通過對北城墻的勘探發現,城墻構造以夯土為主。他們便以夯土為標準,在四面尋找其他三面城墻。隨后,東城墻、南城墻依次出土,最后發現的西城墻補上了拼圖的最后一塊。

  2016年7月,完整的路縣故城,終于浮出水面。

  這真是一座“了不起”的城。路縣故城由城墻基址、城壕(護城河)、城內遺存、城外遺址區組成。城內明清、遼金、漢代三個時期道路相疊壓,城外發現了大量漢代溝渠、道路、房址、灶、灰坑和甕棺等,出土了銅鏃、陶釜、陶豆、銅錢等遺物,以及周邊的數千座墓葬。

  “漢代城址與其周邊大量墓葬同時發掘,這在北京考古中是第一次。”孫勐感到興奮。這是他頭一次專做城址考古。

  每一探鏟打上來的土,都要詳細分析和記錄——擔心漏探遺址的細節,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定下如此要求。

  在城外1.6萬平方米的范圍內,孫勐與同事又發現了100多口漢代水井,城外遺址還出土了6種農作物碳化后的種子,足以證明,這里曾是生機勃勃的繁盛之地。

  復雜的歷史時期交錯和數量可觀的出土物,一幅阡陌縱橫、熙來攘往的繁華圖景,在考古隊眼前展開了。如果完整保存和研究,這將是全國第一個對漢代縣城的具體發掘案例。人們將能看到一座小城里的漢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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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11月16日,大興榆垡鎮,考古人員用洛陽鏟進行文物勘探。攝影/新京報記者 浦峰

  “大發現”時代

  全國考古界最重要的評選“年度十大考古發現”,近5年北京入圍了兩項——2014年的延慶大莊科遼代礦冶遺址群和2016年通州漢代路縣故城遺址。

  同一時期,北京南部,另一位考古人員張智勇帶領的團隊,也在大興國際機場的工地上揭開了一片墓葬群。

  新機場考古于2015年開始,他們的時間更為緊迫,機場計劃2018年完成主體工程,2019年投入使用。

  很多考古項目啟動時,周圍建設工程的奠基時間往往已經確定,考古一直在倒計時中進行。有時為了加快進度,同一個工地上,這邊還在考古勘探,那邊建設工程已經在勘探結束的地面上動工。

  孫勐感受到的很大壓力,同樣來自時間——城市副中心建設按照時間表推進,留給考古的時間并不多。只有確定古城范圍、保存狀況,才能判定其歷史價值,從而決定應該遷址保護,還是原址保存。這牽涉到城市副中心建設規劃是否需要調整。

  最忙的一段時間,孫勐將近2個月沒在家住過。考古隊就近在當地村民家租了些房子,每間4個上下鋪,住8個人。

  在張中華的記憶里,自2014年,整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都忽然忙碌起來了。

  那年《北京市地下文物保護管理辦法》實施,明確要求舊城之內建設項目總用地面積1萬平方米以上,和舊城之外2萬平方米以上的建設工程,要進行考古調查、勘探。“考古先行”原則正式確立。

  一直以來,北京不像陜西等考古大省,新遺址和新成果并不算耀眼。自那以后,建設單位申報的考古項目猛增。張中華擔任第三考古研究室主任、圓明園課題組組長,他回憶那陣子北京所的工作量增加了近十倍,考古人員個人工作量也增加了四五倍。

  5年里張中華只休了3天年假。“5+2”“白+黑”成為常態,白天在考古現場,晚上還要回到單位查材料,做些案頭研究。

  孫勐也記得,2014年之前,他每年只做一兩處發掘工作,比較輕松。如今,他們每個人的工作量是其他省市的好幾倍。“應該說,北京考古進入一個好時候,這些大項目帶動了一批考古人的成長。”

  北京的考古人迎來了千載難逢的“大發現”時期。全國考古界最重要的評選“年度十大考古發現”,近5年北京入圍了兩項:2014年的延慶大莊科遼代礦冶遺址群和2016年通州漢代路縣故城遺址。

  截至2018年,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為配合北京城市基本建設,完成考古勘探工作1311項,考古勘探面積15677萬平方米,相當于把整個三環內都勘探了一遍。“考古發掘399項,發掘面積34.1萬平方米,無論項目數量還是考古面積,在全國都是首屈一指的。”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長白巖說。

  路縣故城重見天日后,城市副中心的建設為其“讓路”。

  京唐鐵路、城際鐵路的規劃路線,原本穿過城址的西北,為了保護城址,新路線將鉆進地下,從城底穿過。原計劃從正中心穿城而過的通胡路,未來也將改道繞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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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11月17日,延慶大莊科礦冶遺址群發現工匠居住遺址。攝影/新京報記者 浦峰

  “另一個北京”

  一些出土物甚至連考古人員也從未見過。在路縣故城考古中,北京地區首次出土了骨器中的一套算籌,分長、短兩種,每根籌棍兩端齊正。

  孫勐與他的同事們奔向全市考古工地時,歷史上北京城的更多細節,在他們手中浮現。

  張智勇所在的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工地,發現和清理了300余座墓葬,出土400多件文物。墓葬分單人葬、雙人合葬、多人合葬及遷葬墓等多種形式,為研究北京清代墓葬的形制特點、喪葬習俗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。

  世園會的建設范圍內,發掘出了1160座西漢至清代墓葬,出土了多件刻有“太康六年”“上谷”“阿秋侯君”等字樣的銘文磚,以及銀質龜紐“偏將軍印章”,為研究此地的軍事建制提供了新線索。

  房山區河北鎮棚戶區項目中發現了清代八大“鐵帽子王”之一的莊親王家族園寢群,是迄今考古發掘出的唯一一組清代親王園寢。

  考古揭開了北京城不為人知的“另一面”。他們從地下挖掘古老的北京,是一個我們并不熟悉的北京。

  甚至一些出土物考古人員也從未見過。在路縣故城考古中,北京地區首次出土了“算籌”。考古隊員第一次見到了骨器中的一套算籌,分長、短兩種,每根籌棍兩端齊正。

  隨著考古深入,越來越多的知識盲區也會暴露。孫勐擠出時間參加城市考古培訓班,去外地的遺址現場學習,所里也請來全國最好的專家講課,以及到考古現場指導。

  用張中華的話說,不僅考古發現層出不窮,在這過程中,“保護手段也越來越多,對相關問題的認識越來越深刻,對北京古代文化面貌的了解越來越清晰。”

  幾乎所有新的考古技術和方法,在路縣故城和副中心考古中都用到了。孫勐舉例,以前勘探都是人工用洛陽鏟去探,現在用上了探地雷達來輔助。環境考古、測年、成分檢測等手段,在考古中的運用也越來越多。

  比如在六環以外,他們經過批準用上了無人機航拍,利用高空影像的研判,大范圍了解歷史文化遺存的分布規律、古代環境,分析古代人類生存、生產、生活的情況,并建立起更有立體感和層次感的三維遺址模型。

  2018年,北京在大運河通州段首次應用了水下考古,包括調查水下古代沉積、運輸、沉船的情況,探索大運河水面下遺存埋藏和分布。

  圓明園遺址則用上了“大數據”。這個考古信息系統錄入了圓明園歷來的所有考古資料,總結成果和規律,為未來考古決策和遺址保護提供依據。這個平臺還能為文物成分分析、植物考古等具體考古項目提供支撐。

  與時間同行

  圓明園考古始于1994年,2013年開始進入第三個主要階段,有計劃地進行常年考古發掘。圓明園有86處地上可見遺存,一些遭受自然環境及病害侵蝕,保護性考古勢在必行。

  考慮到路縣故城如此重要的發現,文物部門慎之又慎。北京市文物局向上級打了個報告,闡釋了路縣故城的重要意義,建議進行原址保護。

  讓孫勐意外的是,上級很快就批復同意了。“發現以后就立即決定保護,建設遺址公園,這種決策速度和保護決心,從全國來看是很難得的。”

  2016年起逐漸揭開面紗的路縣故城,成為北京一處新晉的大遺址。

  大遺址,是融合遺址考古發掘、遺產保護、展示利用等理念和實踐的綜合試驗田,也是考古和保護能力的集中體現。我國專門出臺了《大遺址保護“十三五”專項規劃》。

  目前,北京的大遺址包括周口店遺址、圓明園、延慶大莊科遼代礦冶遺址群、琉璃河商周遺址、漢代路縣故城遺址、金代皇陵、長城等。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研究人員正在通過這些大遺址,實踐現代化的考古和保護理念。

  如果說配合城市建設的考古項目是跟時間賽跑,大遺址的保護,則要耐心地與時間同行。

  2017年,圓明園如園的含碧樓前,一塊刻有“御題”二字和兩方篆書印章的斷石重見天日,印章鈐刻著“嘉慶御筆之寶”。嘉慶御筆在如園發現,證明了嘉慶皇帝重修如園的史實,史料中的多種記載有了實物明證。

  如園是長春園五園中最大的園中園,乾隆皇帝時期仿照江寧(今南京)瞻園而建。近年來,考古人員對如園開展兩期考古發掘,使其成為圓明園遺址考古的代表項目。

  圓明園考古始于1994年,2000年-2004年進行了一批遺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。2013年開始進入第三個主要階段,有計劃地進行常年考古發掘。

  張中華帶領的課題組,完成如園這座北國江南園林關鍵節點的考古,還未揭開整體面貌,就花了近4年時間。要知道,如園總面積不到2萬平方米,整個圓明園卻有300多萬平方米之大。

  “圓明園考古是個一二百年的大工程。”張中華說,圓明園有86處地上可見遺存,一些遭受自然環境及病害侵蝕,保護性考古勢在必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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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5年6月13日,圓明園西洋樓遺址,“養雀籠”作為第一處公眾考古場所向社會開放。攝影/新京報記者 浦峰

  開放的考古

  每年有近200萬人在圓明園參與公眾考古。在張中華看來,這是一種雙贏,老百姓滿足了好奇心,增強了文物保護意識,考古人也獲得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。

  在圓明園的考古工地外圍,每天都有觀眾趴在隔離帶上,圍觀探方里的考古隊員如何開展考古發掘工作,如何用刷子一層層撣去沙土,揭示出那段人盡皆知的歷史中的證物。

  向公眾開放考古現場的建議最初被提出時,張中華是反對的。

  每天的考古和研究事務都忙不過來,還要分出精力“應付”公眾;而且在一雙雙眼睛注視下,考古人員肯定渾身不自在,水杯不能亂放,工作服不能不穿,干累了也不能就近坐下來“偷個懶”。

  張中華的“抵觸”未起作用。2015年,圓明園考古工地開始嘗試對公眾可見。次年,他們與圓明園管理處合作,把考古現場實時直播到網上。

  2016年8月17日早上8點,圓明園遠瀛觀遺址考古現場出現在直播屏幕里。考古人員用手鏟把文物表層的泥土清理到一旁,隨后將土收集到寫有編號的袋子中,以檢測土里是否還有遺留物。不到1個小時,3件琉璃構件被清理出土。

  同事把手機遞到張中華眼前。盡管是工作日,直播開始十幾分鐘后,直播間里已經涌進十幾萬人。不斷有人打賞,評論里也是一片贊揚和關切。張中華立刻感動了:“沒想到有這么多人關注,而且都是正面的評價。”

  自此,開放考古工地成了工作的一部分,他們不僅要習慣在注視下工作,還要解答“好奇寶寶”們的各種問題。

  如今,每年有近200萬人在圓明園參與公眾考古。在張中華看來,這是一種雙贏,老百姓滿足了好奇心,增強了文物保護意識,考古人也獲得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。

  今年5月,近百座墓葬在清華大學新土木館大樓工地被齊齊揭開。清華學子迅速將這件身邊奇聞送上了微博熱搜,墓葬隔壁第六教學樓高層成了最佳觀景位。考古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注視。

  張中華覺得,這可能是普及公眾考古最好的機會。

  在北京市文物局的支持下,考古隊決定向師生代表開放現場、分享考古成果。發掘還在進行,近300名師生就在有序組織下,走進了考古現場,由張中華擔任講解。考古隊還走進學校、圖書館和社區,舉辦了一場場講座和展覽,面對面講述考古人的生活。

  他們這才真切地發現,老百姓對考古是如此感興趣,以前近在咫尺,卻沒機會解疑釋惑。在圖書館的講座里,上到步履蹣跚的老者下到小學生,坐在一起聽張中華講述考古的趣事。當他講到曾經一個多月早出晚歸,與孩子沒法打照面時,流下了眼淚。在座聽眾中不乏為人父母者,也流露出感同身受的神情。

  “他們發現考古人并不神秘,也不特殊,大家都是普通人。”張中華說。

  “公眾考古”同樣也出現在孫勐的期待中。全國的遺址公園建設尚未有標準模式,較為成熟的僅有杭州良渚遺址公園等幾處。孫勐認為,作為新挖掘的古城,路縣故城可以為北京未來遺址公園的建設探索經驗,“例如,未來的遺址公園里,一定會有公眾考古的部分,讓公眾目睹甚至參與考古。”

  距離找到路城,已經過去了3年。如今遺址公園規劃已經編制完成,城墻外一期綠化正在進行。

  每年大部分時間,孫勐還是待在路縣故城的工地上。他和同事正對城內構成、城址功能分區進一步發掘研究,希望找到城內道路、確定城門位置。以道路為線索,搞清是否存在手工業區、衙署區、居住區等,了解這座漢代縣城的更多細節。

  在孫勐的期待中,它將是北京第一個真正擁有“考古感覺”的遺址公園。

  記者手記

  考古工地應該成為考古界與公眾的橋梁

  古都北京卻并非考古熱土。但近幾年,以路縣故城為代表的重要考古成果,在北京紛紛“冒”了出來。比考古成果更讓人欣慰的是,以圓明園為代表的考古現場,開始向公眾開放。

  隨著公眾考古議題越來越熱,不斷展開實踐,老百姓終于有機會接觸到神秘的考古工作。早該打開的大門,終于露出了一條縫。

  中國是文明古國和考古大國,但知名的考古學家并不多,李濟、裴文中、夏鼐、宿白……這些考古界泰斗尚不為廣大公眾知曉,更別說孫勐、張中華這些一線的當代考古人。

  這種不知曉、不了解,為考古工作帶來過實際阻礙。今年年初,江蘇揚州一考古工地上,考古工作人員被街道綜合管理大隊工作人員打傷,考古工作受到嚴重阻撓,國家文物局通報聲援。這反映出,社會對考古工作和考古人員的尊重還不夠,對其重要性的認識還有待提升。

  這次采訪中,我見到了多位北京文物研究所當前重大考古工程的負責人,他們無一例外膚色黝黑、衣著樸素、行色匆匆,采訪都要掐表計時。

  他們正從地底挖出另一個豐富多彩的北京,而北京考古“大發現”的時代,也是他們向公眾講述考古的重要契機。不斷產出成果的考古工地,應該成為考古界與公眾的天然橋梁。

  新京報記者 倪偉

來源:新京報

 

責任編輯:虞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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